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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洁

求实 冷静 理性 分析

 
 
 

日志

 
 

请理性宽容看待华为   

2008-03-14 01:50:31|  分类: 白日已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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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为李姓员工跳楼不到10天时间,华为又一36岁张姓员工在食堂跳楼自杀。当我们浏览网页时关于华为的信息从技术到市场攻拔大量出现的同时自杀事件的追溯也如影随形。从行业上来看,华为是技术性公司,产品主要在中间体部分,从企业发展的战略层面而言,华为的企业重心在研发,创新方面。和通常我们所了解的其他明星企业不同,华为之所以被公众领域注意,缘起于这个中国公司挑战了电信领域中国公司无能力参与竞争的“天花板”,华为不仅拿到参与的邀请卷,还逐渐成为制定规则的人,在此前提下,其民族性为公众领域所青睐,于是关于华为的溢美之词呈现在各大媒体,擅长建设“圣坛”的中国传媒在制造过无数个“圣人”,“奇人”“民族英雄”“神圣团队”之后终于发现了华为这个新的目标,其科技的行业背景,全球化的战略,植根企业的民族性,和跨国公司抗衡的竞争能力以及时髦的“狼性”文化使得华为公司和华为的领导者成为被关注的新的热点。

任正非,一个退伍军人和国内其他几家优质企业的领导者一样,被推到了一个至高的地方。而任正非说自己:“我曾经也是忧郁症患者。”光环的掩映下,个人,企业成为受众膜拜的偶像。因为快速发展,跨国作战,企业内部文化构件遗漏等问题则被媒体主动“忘记”。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间,企业的成长和衰落或者都可用一个“快”字来形容。我们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从国家到企业到个人行为的转变莫不如此。

物质的转变导致价值观的转变,经济改革带来社会转型所蕴涵的种种需要磨合的问题,诚如崛起中的磨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作者所言:“国经济改革的两个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华民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做出的最伟大的创举。这场伟大的创举自1978年开始至今已近30年,其间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一个是新体制的大规模建立期,一个是新体制磨合期。”在经历了新经济体制大规模建立期之后,新经济体制的磨合期来临了。

在《论自杀》中笔者曾写道:“社会机制的改变导致一部分人成为新贵,而一部分人因此丧失利益,一部分人获得机会逆流而上,一部分人无法适应自信受挫……,从社会层面看,似乎是生存的压力,人和人之间的竞争导致了自杀;行进中的社会犹如蕴涵万千零件的巨大机车,在转型拐弯之即难免有一些零件因为与主体攀附不紧密被甩出去,因为对物质的攫取和充分的竞争可能带来这样或者那样的不适,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对物质的攫取和竞争同时也推进了历史的进步。中国社会改革的事实就是最好的例证,市场的竞争机制从大的方面讲,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从小的方面讲,丰富了我们个体的生活,人们享受其中。在竞争面前,不同的人选择是不一样的。物质的欲望、强烈充分的竞争、安全感缺失、心理无依托等压力在当下都是。”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当下社会如此之高的自杀行为呢?

将关键词“自杀”输入百度。在新闻页面找到相关新闻约980,000篇,用时0.045秒,其他网页图片等不包括在内。浏览相关词条,性别自杀,自杀新闻,自杀方式,自杀团体,自杀网站,自杀场所,疾病自杀等列席其间。自杀人群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到博硕士研究生,从公司职员到大学教授,从农民到城市主妇大面积,从国内到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自杀率近年来也有所升高。其大范围呈现,并非结点局部出现。

华为自杀事件之所以广受关注,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

1.       亮点企业在社会公众聚光灯下,目标明确。

2.       同一企业,员工自杀周期短,频繁。

3.       从企业经营角度而言,不排除竞争对手利用新闻事件进行攻击性传播。

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自杀论》一书中,自杀划分为 4种类型: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失范型自杀和宿命型自杀。他认为利己型自杀产生于极度的个人主义。利他型自杀产生于过分地屈从于一种社会目标和意义,过密地结合在社会中,以致个人失去了自主。失范型自杀由社会混乱所导致,在混乱中社会成员的行为失去了规范,增添了痛苦。迪尔凯姆认为,“欲望与满足欲望的手段之间的不平衡是一切生物痛苦的根源。动物的生理机制为其欲望划定了界限,而人的欲望却是无止境的。他占有的越多,欲求的就越多,所获得的未能满足需求反而刺激了新的欲望。欲望有界限,人们才会感到满足和快乐,而欲望的限定只能来自社会。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基于世袭还是个人成就,正常社会中的秩序总是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社会发生变迁时,人们失去了种种秩序和规范,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宿命型自杀是由于社会控制过度造成的,个人失去了任何希望。在此背景下,迪尔凯姆提出了3个命题:社会的人需要一个高于个人的社会目标;对这个目标所负的义务不至于使他失去自主;他的欲望应受到社会秩序给予的一定程度的限定。在自杀原因上,迪尔凯姆并不完全否定个人生理上的因素,但认为那是次要的,社会原因才是主要的。他认为,当一个社会不能提供上述3项条件时,一些心理上脆弱的个人就可能会自杀。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不远的昨天进行的全国范围的企业改制似乎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些解答问题的线索。

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从单位全面负责/企业办“社会”到政企分开,全面脱钩,保障回归社会至目前来看,分和脱已经相对彻底,但是社会保障系统的构建和发展是滞后的,原因很多,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农村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不一致,地方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国家经济结构性调整等等。

回顾不远的昨天,单位对一个员工而言,是国家的权利末梢,是个人的福利保证者和提供者,是工作场所,是一辈子生老病死子孙后代的终生寄养地。单位有从高而低的级别划分和行政事业划分,有区域划分,有国营集体和合作形式的区别,因为各种划分而形成享受国家配给资源的多寡区别。

当改革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单位全能性逐渐增大到不可继续的地步时,国家从下而上汲取资源的能力随之衰减,以至于难以继续提供单位的臃肿导致的巨大开支。社会生产力也因为单位体制对员工终生的“大包大揽”而大幅度降低,正如罗素所言:社会控制的目的就是把人的占有性冲动引导到造性冲动上来,使人的创造性冲动自由地发挥,使人性在不损害社会的前提下充分释放。由此可知,必须在社会控制和社会动力之间营造一个良性互动关系,既要保证整体秩序的稳定,又要使新的发展动力源源不断。显然,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单位内部的资源消耗逐渐压倒了其生产活力并导致社会生产动力丧失。

同时,改革开放后,体制外非单位组织异军突起,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活跃起来并参与到社会生产当中,有效提高社会整体效益。于是“个人通过对单位组织的依赖而达成对国家的完全依附的局面被打破。同样,单位对国家的依赖,个人对单位的依赖的也发生动摇,国家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这种依附对个人和单位实现控制和统治了。”

体制外非单位组织对人和资源的大量需求,使得人和资源有了流动的需要,市场化的经济形式需要新的组织模式。“单位”的存在制约了这种新模式的成长和发育,如前文所讨论的那样,“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单位内部的资源消耗逐渐压倒了其生产活力并导致社会生产动力丧失。”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在此前提下单位体制的改变也就水到渠成了。在市场的需要下,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由此带来的医疗,住房,教育等问题也逐渐呈现。我国社会保障系统和分解政府负担的社会第三部门的发展和我国经济发展相对比的话,是落后于经济发展的。在保障和现实之间出现的断裂直接导致处于社会基层的人的安全感缺失。

同时,参与社会劳动的方式也从政府分配,终生获得的形式改变为竞争获取,大部分专业大部分学校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在职者也要承受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竞争压力。无法真正快乐的面对工作。

取消福利分房后,大部分工薪阶层的生活重心偏转至购买房屋,以求安居。现实是中国房地产行业蓬勃发展,但各种原因促使房产价格节节攀升,安居也成奢望。

社会基层民众,既不能安居也无法乐业。

在《网络时代的哲学思考》一文中,作者写道:“几百年来,不加节制工业文明正在把人类带进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误区,有些人对现实世界中的弱肉强食,物竞天择奉为真理。甚至告诫世人,市场经济的伦理原则就是利己主义。只要你不违法,什么缺德的事都可以干,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因为通过人们利己行为的互动可以完善法制,也就是每个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也就促进了社会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则是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只要不让别人抓住证据,杀人放火也可以逍遥法外,只要有钱,刺杀美国总统的富商之子也可由要人证明其当时精神处于不正常状态而无罪释放。如果承认这种博弈互动促进社会发展,那么这种发展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或毁灭。即使把一个国家的法典修订的比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还厚,依然能够找到法律的空子。”

对比当下中国社会,自身差续格局的特点和市场化交织而造成的社会交往,社会生活的扭曲,社会相对公平的实施不利,贫富分化严重,更为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使得言论和行为更为自由因此而导致文学影视作品可以肆无忌惮的将暴力,拜金,惟利是图,色情,畸形人生和情感随意传播,同时在网络时代,网络的无限扩大功能参与其中,道德约束力在一轮一轮与人性本质的较量中逐渐衰微。新问题面前,法律也无能为力,因为一些空间和区域同样滞后。

在社会保障系统和社会第三部门不完善的情况下,既不能安居也无法乐业的社会基层民众的压力无法削减释放。于是,“社会形成了一套等级秩序。不管这个秩序是基于世袭还是个人成就,正常社会中的秩序总是被大多数成员接受的。当社会成员认为这种等级原则合理,自己应处在某一特定阶层中,他就欣然地接受该阶层给予他的限定,欲望与手段也就有了平衡的可能。当欲望与手段不协调,行为混乱而无节制,遂造成种种痛苦,导致自杀率升高。”

近年来逐步提高的自杀率似乎正是迪氏理论的验证。在一个高强度智力劳动,高竞争压力的行业中,华为员工频繁自杀似乎也在给我们思考的路径。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征,每种经济阶段都存在弊端和问题,因为这个世界根本没有完美,只有相对和谐。

在《崛起中的磨合——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中作者也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2004年在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件重要的标志:一个是出现了怀疑甚至否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潮,这说明新体制已基本建成,新体制已从过去的企盼而成为现实,但成为现实的企盼,却并没有人们原来想象的那么好,它虽然给人们带来了比传统体制多得多的好处与利益,但它同时带来了人们原来并没有想到的情景,例如带来了收入及消费差距拉大的现实,这与人们原来所企盼的目标似乎相差甚大,因而新体制开始检验人们对它的承受能力。那些承受能力差的人,开始抵制新体制了,这就使得怀疑甚至否定新体制的思潮必然产生,人与新体制的磨合开始了,新体制磨合期到了。另一个是新体制需要完善的地方也充分显露出来了,例如民生问题、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等问题,已成为人们非常关注的重要问题,因而推动民生,强调和谐,突出科学发展,就成为完善新体制的重要内容。”

人与新体制的磨合开始了,新体制磨合期到了。在正在召开的两会,我们看到,关于社会保障,住房,医疗,税收,和谐等问题政府已经开始或者即将开始解决。部分意见领袖和社会精英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予以实施,比如著名企业家王石的“拐点论”和率先降价的举措直接撼动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高房价。2007年针对农村医疗执行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制也在逐渐推进……

而民间第三部门——非赢利团体构建的各种行业协会,慈善,救助,职业辅导,精神疏导机构也逐年增加。比如著名电影明星李连杰的“1基金”,李亚鹏的“嫣然天使基金”等等。

这些工作的推进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需要更多的王石,李连杰,李亚鹏们。而对华为这样的企业来说,也需要思考企业文化中的协调性和互助性。毕竟,企业也是社会公民,而社会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

作为媒体从业者,我们身处其中,是一分子,理性,客观,中正的报道和分析也是负责任的态度。

给华为一点时间,给我们的社会一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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